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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严峻考验，但在考验面前，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道德素养、团结意识和奉献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优秀人文精神，中国人民的伟大再一次被书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武汉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次抗击疫情斗争中，武汉人民展现出了不怕牺牲的精神、勇于担当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精神，还有甘于奉献的精神。这些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正是有了武汉人民、湖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这种优秀的人文精神，我们才通过了这次抗“疫”大考。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坚定践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定人民群众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谋划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依据。事实证明，只要把群众、把人民都团结、动员起来了，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这次抗击疫情的历程再次检验了这一真理。 

　　（一）“国家至上”的道德素养 

　　在大事大非和大灾大难面前，中国人民一直坚守着“人民至上”、“国家至上”的道德操守，有国才有家的文化认知已深深浸透到了每个人的血液中，国家和民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如果这个生命共同体受到了损害，那个体也肯定难以生存。所以，当面临疫情威胁时，每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服从国家大局的安排。如今年1月25日，以天津港作为母港的“歌诗达赛琳娜”游轮，本来安排有3700人登船外出旅游，其中约120人来自湖北，如果游轮继续航行，相当于人为制造了一个便于病毒传播的密闭舱，造成的危害将是致命的。为此，这3700名游客全然听从国家安排，不计个人利益损失，对取消旅行给予了全力支持与配合。 

　　这种情况如果是在奉行“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应该很难做到。中国能做到的原因，除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外，中国人民奉行的“国家至上”的道德素养认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所说，“关于道德的每一个判断都与社会的安宁利害相关。”因为中国人民意识到，国是千万个家的集合,是无数个体的放大,在国家面临苦难时，决不是强调个人利益的时候，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体的，国家利益有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也才有了支撑。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浸入内骨子的文化造就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为国家、民族、个人、文化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相关系统，而在这一系统中，国家、民族和个人又是通过共同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国哪有家，国家命运是个人梦想生长的土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养，而这种道德素养在关键时刻又在给国家和民族的反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守望相助”的团结意识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传承五千余年，就在于有一种“守望相助”的团结意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助人精神。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但团结起来的力量则无比强大。面对疫情，中国人民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一个人能作壁上观，只有同舟共济，紧密团结，才能战胜疫情。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无数志愿者齐心协力走上一线——社区值守、路口协查，物资运输……用实际行动来共抗疫情，共筑防线，守护家园。 

　　“守望相助”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其展现的是一种大局意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当湖北疫情爆发后，全国人民义无反顾、万众一心，全力支援湖北的抗疫，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全国共组织了344支医疗队、42322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天津市除派出医疗队、提供医疗物资外，还做出了“天津有，湖北就有，恩施就有，武汉就有”“湖北缺少什么，只要天津有，全部供应”的部署，湖北恩施的一位市民曾用“麻花大哥和土豆兄弟共坐街头一聚”来表达彼此的手足之情和团结共战病疫的情怀。全国其它省市也纷纷援助物资共抗疫情。无论是山东的蔬菜、黑龙江的大米，还是内蒙古的牛奶、广西的水果，都先后多批次运抵湖北。这些事实无不彰显了“全国一家亲”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文化理念。 

　　中华民族的“守望相助”是一种团结理念，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支撑，既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种法则，同时也是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法则，尤其在非常时期，这一法则就非常重要。因为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彼此守望，才能保障生活幸福安康。所以当面对疫情在全球多地爆发的时候，中国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抗“疫”经验与之分享，并派遣专家、提供医疗物资支援有关国家抗击疫情。 

　　时至今日，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空前团结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就在于文化血脉中所传承的那种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特别是武汉人民和湖北人民识大体顾大局、自觉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展现了坚忍不拔的顽强斗志。”而也正是靠全国人民的这种万众一心的团结，我们的抗“疫”之战才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三）“公而无我”的奉献精神 

　　中华民族历来尊崇“大公无私”，追求“公而无我”。这种精神、境界在此次疫情面前，再次得到了升华。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抗击疫情，多少人选择了“逆行”，他们是拿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去“赌博”。作为一种新型病毒，人们对其了解甚少。但这些人依然奔赴湖北，无论是白衣天使，还是物资运输，亦或医院建设，这些人都是以“公而无我”的奉献精神踏上了“逆行”之路，他们奉献的是自己的体力、智慧，有的甚至是生命。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强调的就是一种奉献精神。奉献精神是无形的，其形成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而“无我”与“有我”历来也是中国思维体系和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元素，“无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推崇的理念，在今天的“抗疫”面前得到了“有我”的实践检验。“为公德乃大”，做“无我”的奉献是一种“大德”，中国人很重视“德”，尤其是“大德”，为了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我”的奉献是一种至上的荣誉，天津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单玉厚就是“公而无我”，面对抗疫和复工复产，他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无我”奉献做到了“有我”建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就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节操和奉献情怀。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教授从大年初三就来到武汉，一直战斗在抗疫最前沿，在摘除胆囊后的第三天就投入工作，用他的话说，“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了武汉。”话虽然风趣，但让人感到的是中国医生的那种“忘我之为”的境界与精神。 

　　“春来拟约萧闲伴，重上天台看海涛。”正是千百年来这些具有“公而无我”精神的中流砥柱的存在，中华民族才能一次次战胜困难，才能一次次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重生。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